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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工厂日记》，作者：西蒙娜·薇依，译者：王天宇，版本：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4月

推荐理由：西蒙娜·薇依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，有着超越常人的智识，在巴黎高师学习哲学，后来在几所中学担任过哲学教师，她拥有的这些条件基本可以让其保持一种相对（只是相对）自由、有尊严的生活，但在1934年底，薇依选择离开学校，进入工厂，从事低薪、重体力劳动。对于动作迟缓、时常被头痛折磨的薇依来说，这无疑是极大的考验，从她在此阶段写下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知道，从早到晚，她和工友们都在艰难应对无情的机器、对工作速度的苛刻要求，尤其是被压迫、被奴役的屈辱感：“我自己也是竭尽全力才能维持尊严……几周这样的生活差不多足以将我变成一头温顺的野兽，只有在周日我才能恢复点自我意识。”其他工人的状况可想而知。

尽管如此艰难，尽管满是屈辱与失败，薇依没有想过逃跑，在一封信中——薇依的信总是极其诚恳而睿智——她说：“我并不觉得这些苦难是我自己的，我把它们视作工人们的苦难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无论我是否遭受了苦难，都是几乎无关紧要的小事。因此，想要认识和理解的渴望轻易就战胜了逃跑的诱惑。”“我的苦难无关紧要”所展现出的灵魂是崇高的，而且是在“崇高”这个词最深刻的意义层面上说。这种常人无法做出的行为，自然出自薇依对底层人民强大的同理心，但又不只是同理心。她把当劳工的生命经验视为“与现实生活接触”，“与生命的直接接触”，她想要摒除某种幻觉，不被生活欺骗，她想接近（乃至接受）“不幸”，进而寻求解脱的路径。

以切身体验为基础，薇依知道并深深感受到一个工人的生活饱含的巨大痛苦，她详细记录并思考工人的处境，为改善工人的生存状况，她号召雷诺工厂的工人把自己的内心感受写出来，发在杂志上；她给一位工厂经理写信，给出改善建议；而且薇依清楚地知道，工人面临的不幸与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无关，“我关于工厂的疑问完全不受政治制度的影响。它事关工厂从完全从属关系逐步过渡至某种从属和合作混合的关系，理想情况是纯粹的合作”，而所谓革命，很有可能只是导致压迫集团的更换，“只要生产是建立在被动服从的基础上，工人们就要继续被动地服从”。这显示出薇依敏锐的洞察力，对某些主义作出反思，而她给出的最终解脱/救赎之路是具有超越性的。本书最后一篇文章《非奴役性工作的首要条件》写于薇依去世前两年，那时她的思想已经成型，在文中她说，“解药只有一种。唯一能让人忍受住单调的是永恒的光明，是美。”什么是“永恒”的？只有“绝对存在”，那不生不死、涵容万物的“在”，在薇依眼中就是上帝。在对上帝的爱和信仰中，受苦者得以“生活在那超自然的诗意氛围中”，整个生命因此改变。

作者/张进

校对/张彦君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